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即，来自非洲大陆的各国领导人云集中国首都，在“合作共赢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”的主题之下，探讨进一步加强合作、发展中非关系之路。

从2000年第一届部长级会议算起，今年是论坛的第18年；从2006年峰会算起，这次是第三次峰会。

中国与非洲大陆关系之好，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是难得一见的奇景，好的程度，在三年前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有个定义，叫“好朋友、好伙伴、好兄弟”，强过普通的友好关系，远超一般的和平共处关系。

表面上看有点不好解释。两个地方相距遥远，要说友谊源远流长肯定谈不上。正式的交往历史始于1956年新中国与埃及建交，到了1960年代才有了国家领导人互访，只是近半个世纪里的事。

再往前追溯，勉强可以把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到过东非海岸这件事算上，但怎么也比不上中国与东亚、中亚、南亚诸国那种上千年的“自古以来”历史，也比不了中国和欧洲、俄罗斯、北美那种至少上百年的交流关系。

张骞通西域距今2100多年，迦叶摩腾竺法兰白马寺译经距今1900多年，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距今1300多年，马可波罗来华距今700年，利玛窦来华也有400年，但非洲人呢？第一位黑非洲代表人物踏上中国土地，是时任几内亚总统的杜尔1960年的访华之旅，距今只有不到60年。

俗话说友谊不分先后，别看是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，转眼之间竟混成了铁哥们儿。全世界见证，在非洲都不一定聚得起来的首脑高峰会，北京这里说办就办，一招呼全来。

可是，毕竟国际社会江湖风高浪急，虽说是和平时代，但也到处可见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这中国和非洲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怎么就这么越混越铁？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？

从根本问题说起…

提到非洲，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贫穷落后。但若细究，最本质的问题却不是贫穷，而是落后。

但还是要从贫穷这一点切入。

1985年是世界对于黑非洲的贫穷突然良心发现的一年，那一年的LIVEAID演唱会由英国的乐队发起，美国、前苏联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南斯拉夫、奥地利、澳大利亚和前西德等国共同响应，创造了当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卫星电视转播，全球近40％的人口观看了直播，总计筹集了大约1.5亿英镑善款，用于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救济。

到2005年，20年里LIVEAID演唱会总共办了8次，在英国发展成了“让贫穷成为历史”的社会运动，在G8峰会期间有几十万人进行了游行，要求富国增加对非洲的援助。

直接的效果是，富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翻了两倍到三倍。例如美国，2006年的对非援助从2001年的每年14亿美元增加到了56亿美元，2007年又增加了4.4%。

欧盟同意到2010年将对非援助在2005年基础上翻倍，并实现援助占国民收入0.7%的目标的承诺。其时英国首相戈登·布朗的“援助翻倍，贫困减半”简化理念代表了当时对于非洲问题的全球认知。（JonathonGlennie：《非洲援助之惑》，2008）

但是梦幻很快破灭了，对非援助并没有像最初预期的那样，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池，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切实发生，平均高达GDP占比9%的援助，让捐助国看不到未来逐步减少的可能，反而看到了长期性依赖的形成。

前世界银行研究发展部主任SirPaulColli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现实与当前流行的信念正好相反。援助没有被浪费，它让非洲经济在困难时期风雨飘摇。”（F&D，2006.12）

此图表表明，在大幅度提高了对非援助之后，非洲的人均GDP甚至还没有恢复到增加援助之前的水平上。

当然，内在因素很多，例如人口的增加等。但总的情况确实是一个荒谬的结果：在过去的30年里，富国俱乐部对非援助的大幅度增加并没有带来非洲经济的增长。

从此图表中可以看出，桔红色表示的黑非洲地区近5年的GDP总体上是下降的。

对于这个可悲的结果，很多批评都集中在援助的附加条件问题上，因为捐助者主要是西方国家，而它们在过去30年的对外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附加了被称为“华盛顿共识”的政策条件。于是，富国对穷国的援助，背后又闪露出了西方对前殖民地“新殖民主义”掠夺的魔影。

举几个典型的例子：贸易自由化是“华盛顿共识”主要内容之一。

于是，肯尼亚政府在IMF的指令下降低了进口纺织品的限制，并放开了棉花市场的管制，结果大量的欧洲、亚洲纺织品涌入该国，短期内消费者得了便宜，但长期的结果却是，该国最悠久的行业之一被彻底摧毁了。根据OXFAM的资料，1984年肯尼亚的棉花年产量为7万包，但到了1995年，已降到了2万包，雇佣的工人也从32万人降到了22万人。

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主要内容。

本来，世界市场上的铜价从2003年开始飞涨，产铜大国赞比亚按说可以大赚一笔。但是援助附加条件强行要求采矿业从国有产权中分离，矿山出售。

结果，赞比亚国有采矿公司被一分为七，被外国投资者收购。而为了吸引外国投资，政府只收取少量的采矿税，眼看着全球铜价翻了番地上涨，赞比亚国库收到的税收，却不足私有化之前的三分之一。

再就是关税。

2003年加纳议会批准了一项新预算，其中包括上调大米与禽类的进口关税，以帮助本地农民对抗进口国的补贴政策。但是，虽然上调的幅度远低于WTO的限制，IMF的官员还是强迫加纳政府取消了这项决定。

结果，因为享受补贴的鸡肉在加纳大量倾销，进口家禽从20年前的仅占10%增加到了约97%，导致数千养殖户的生活陷入困境。（JonathonGlennie：《非洲援助之惑》，2008）

这都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革命最高潮的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，如今听起来匪夷所思。受援国的主权形同真空，在停止援助的威胁之下，任何苛刻条件都不得不接受。正如前肯尼亚财政部长所形容的，“（援助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根大胡萝卜，正如在一个垂死的妇人面前晃着救命药一样。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
救命药可以确保活命，但活下来之后的各项强制也可确保让受援国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据统计，在2004~2005年，埃塞尔比亚政府需完成45条世界银行的附加条件，坦桑尼亚要完成48条，这还不包括其他双边捐助的额外条件。

以援助换关税，以援助换贸易，以援助换附庸关系，表面上看，西方国家不断增加对非援助的金额，但实际效果却是，捐助国通过附加条件获利颇丰，而受援国却丧失了走出贫困的机会。时至今日，很多受援国都已经醒悟了，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·基什内尔曾激烈地表示，要让下一代阿根廷人永远不再听到IMF这个组织的名字。

只有看到西方对非援助的这个背后面相，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中非合作的特殊之处。

此图表出自英国《经济学人》2017年5月的一篇文章，显示出一个与西方对非援助完全不同的投资与项目分布。

2006年1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，提出了“政治上平等互信、经济上互利共赢、文化上交流互鉴”的政策。

2007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上，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，推动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大规模增长。这都是西方国家对非援助中不可能有的内容，也是与“华盛顿共识”根本上不相容的内容。

2013年，习近平主席上任后首访破天荒地选择了非洲三国，中非合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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